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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加曼

归档日期:09-27       文本归类:德里克马丁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德里克·加曼,画家,诗人,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向来坦率、直言,极有艺术情趣和创造力,又独立于世,桀骜不驯。在英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同性恋合法年龄的前两天死于艾滋病。拍摄了《塞巴斯蒂安》《庆典》《蓝》等作品。

  德里克·加曼(Derek Jarman)死了,1994年 2月19日 死于艾滋病,死在英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同性恋合法年龄的前两天,没能再与朋友们共聚在泰晤士河畔的寒风中,那凛冽初春之夜的朵朵烛光,是同性恋者们对平等的合法年龄的期待,是对投票结果的愤怒(在英国,异性恋合法年龄是十六岁,同性恋合法年龄原本是二十一岁,这次投票的结果是降低到十八岁,但许多人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年龄是多少,而在于平等不平等),也成了为加曼送葬的挽歌。

  德里克.加曼,画家、诗人、花匠、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向来坦率、直言,极有艺术情趣和创造力,又独立于世,桀骜不驯。特别是他发现自己携带艾滋病毒后,更以其真诚、勇毅、智慧,为同性恋者寻求正义和公理,成为先锋艺术家们和年轻的同性恋者们的偶像、精神支柱和行动楷模,却也因此成为这个传统保守国度中许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是主动要求医生对他停止用药的,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皮肤、肌肉都在脱落,然而他却死得极有尊严,表现出超人的耐心、毅力和勇气。虽有人说他死得活该,但更多的人,包括同性恋反对者,却为他一掬钦佩感动之泪。不论如何,他的死,无疑是英国电影界的极大损失。

  加曼是英国人,加曼是同性恋,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事实,也是始终纠缠在他的艺术中的两个主题。他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在英国伦敦米德尔赛克斯的诺思伍德(Northwood,Middlesex),父亲是皇家空军的官员,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加曼从小在意大利和印度的空军基地上长大。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甚好,而母亲早染癌症,全靠加曼和妹妹照顾。加曼自幼钟爱画画,但父亲却规定他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历史和英文,加曼遵从父命于一九六三年完成学业,旋即进入Slade艺术学院中学习绘画,加入六十年代自由放任的狂欢宴会。

  六三年完成学业,旋即进入Slade艺术学院中学习绘画,加入六十年代自由放任的狂欢宴会。他的同学中有当代英国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ick Procktor)和克拉克(Ossie C1arke),在波微广场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艺术实验室中,在圆房子的生活剧场中,他们的衣服越来越鲜亮了,他们的音乐越来越狂野了。霍克尼的满头金发在舞场中飞动,加曼仿佛第一次“从很高的跳台跳水下去”,骤然发现“颓废是才智的第一表现”,“每个我认识的人都认识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像是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加曼作为一个艺术家小有成功,他参加一九六七年塔特画廊的青年艺术家画展,一九六八年在利森画廊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同时,他也写诗,从事舞台设计。到了七十年代,英国导演罗素(Ken Russell)请他设计电影《野蛮的救世主》(The Savage Mes-siah)和《魔鬼》(TheDavil),加曼才发现了最能表现他的思想的艺术形式:摄影机能制造出联系过去和现在的意象,这种意象既表达现实,也能伸展到历史和神话中去。对历史的浓厚的兴趣,使加曼和其他的先锋艺术家们大有不同,由绘画而进入电影,更使他有别于传统的电影导演们。电影的形式自二十年代后就没有变过,加曼二十年来许多独出心裁的实验给电影界带来一阵清风。

  加曼拍片一直用最简陋最原始的摄影机,背景常布置在画室或伦敦一些废弃的大仓库中,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作为独立制片人,经费向来是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加曼看来,电影最重要的不是情节、故事,不是场面是否大,而是电影所要表达的导演的思想。他的电影都很个性化,作为一位抽象派的画家,他摄影机下那些如梦如幻的意境,也都很抽象。

  一九七五年,加曼拍摄了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塞巴斯蒂安》(sebastine),这部电影结构松散,叙述了基督教早期圣徒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他所受的折磨和他的献身精神。三年后,他又拍了《庆典》(Jubilee),把历史引入现实,表现了女王伊利莎白一世在她的魔术师的陪同下共游七十年代朋克(Punk)的伦敦城,真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颓废疯狂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两部新奇的电影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毁誉并至,《塞巴斯蒂安》中,加曼让他的人物都讲拉丁语,配以英文字幕,而且还有许多男子的裸体以及男子同性恋的性爱场面;《庆典》中的伦敦是毁坏、衰败的,女王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形象;这很让一些自认“身心纯洁”的人受不了,斥之为“腐败、恶劣、肮脏”。一九七九年,加曼拍摄了根据莎士比亚剧作改编的《暴风雨》,同样是现实、神话与历史的交融。同时,他也开始酝酿拍摄《卡拉瓦乔》(Caravag-gio),然而经费和计划落实,却要在七年以后。

  一六一○年七月,西西里Porto Ercole的海滩慵懒地伸展在热气中,米凯莱?卡拉瓦乔奄奄一息。自从四年前那场在罗马的斗殴之后,他流浪在那波里,在马耳他,在西西里。终于,听到了教皇赦免他的传令,于是,“他收拾了仅有的几样东西,租了条小船打算回罗马,然而在海滩上,他却又无辜被抓了起来,两天后从监狱里出来,他的船已不在那里。在愤怒和绝望中,他在七月酷暑的烈日下沿着沙滩奔跑,希望能看见那条船”,然而他倒下了,牧人们把他抬到山顶,他发着高烧,几天后,他死了。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最重要的一位画家,黑头发、黑眼睛、深色的皮肤。他的形象是他画笔下的许多画面,他的颜色是他的画面的主调。他粗犷、好斗,总是在寻找机会或是伤害自己,或是伤害他人。他爱女人,更爱男人,最爱的还是那把从不离身的短剑。他作画不守传统路数,许多后代人受他的影响,却也有人认为他破坏了绘画艺术。从这位自我陶醉、满身不服从、充满勇气和破坏性的卡拉瓦乔身上,加曼仿佛看到了自己。《卡拉瓦乔》,是他最珍爱的题材。于是,他在伦敦一间大仓库中重构文艺复兴后的罗马:白门白墙,酒肆草垛的街景;精力过盛,热情暴躁的意大利人。他更在重构卡拉瓦乔的画室和他的一幅幅画面;巨大的画布,石臼中刚磨出的鲜艳的赭红色,阴沉的黑色;手捧水果篮的男孩,被蝎子螫了手的少年,“年轻人的音乐会”上四位乐手娇润的面颊和颤动的琴弦;还有罗诺其,那位卡拉瓦乔所爱着的最终又被他用短剑刺死的罗诺其,健美、粗俗、贪婪,身披红丝绒扮演着圣马修,扮演施洗约翰。卡拉瓦乔的一幅幅杰作在加曼的摄影机下被重新画过,画面上的人物成了围绕卡拉瓦乔的故事,虽少情节,却惊心动魄。水果鲜花、男人的躯体都透着欲滴的诱惑和欲望,美杜莎头上乱蛇飞舞,颈断处鲜血淋漓,张开的嘴哭号出最后一声恐惧,那形象却显然又是卡拉瓦乔自己。在短剑的寒光中,卡拉瓦乔的画面充满杀气。

  《卡拉瓦乔》终于拍完了,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很大成功。这七年中所遇到的阻力,舆论界所施与的种种压力,让加曼对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权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成了头脑最清醒的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争取者。一九八六年圣诞节前夕,《卡拉瓦乔》公映之后,加曼去医院做了艾滋病毒检查,结果不出他所料,是阳性。一个月后,他公开宣布了他的病情。八年之前,很少有人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少有人有勇气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加曼似乎成了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道出真相的人。以后,有人问他为何当初要这样做,他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为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争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有时,竟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那么恐惧、不幸福,他们害怕告诉别人他们生活的真相。所以,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并不是为别人,如果我的做法无意中帮助了一些人,那我会很高兴。”“我不是一个代言人,我只谈我自己。”

  于是,死亡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加曼的时间紧迫起来,病情在恶化,但他的创作却进入了旺盛时期。一九八七年《最后的英格兰》(The Last of England),一九八八年《战地挽歌》(War Requiem),一九九○年《花园》(The Garden),一九九一年《爱德华二世》(EdwardⅡ),一九九三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直到最后一部影片,他去世前不久拍摄的《蓝色》(Blue)。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有书出版,自传,日记,电影脚本兼拍摄札记,都是些流畅的散文,笔调很有诗意,也很干净。同时,他又提起画笔作画,在曼城,在伦敦,在日本都举行过画展。

  整个银幕上是一片蓝色,只有音乐和一群声音:噪杂的医院声,喧嚣的海水声,主人公的陈述声。有时是荒诞感中的幽默,“我在一家鞋店前停下,但还是打消了买鞋的念头,脚上这双鞋已足够让我走进死亡了”;有时是对已因艾滋病去世的挚友的怀念,不断重复着那些名字,“大卫,霍华德,格雷厄姆,特瑞,保尔……”,“我已没有朋友了,他们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正在死去”;有时是对虚伪社会的愤怒,“虽然有‘与艾滋共存’的口号,但在与艾滋的战斗中,我却不会赢。健康人只是利用病毒,而病人必须生存在艾滋中,人们对艾滋的知觉提高了,但有些东西却遗失了。现实感被戏剧化埋没,思想失明,变成盲人”。[/SIZE]

  《蓝色》,是对恐惧和绝望的拒绝,是在死亡的利齿之间那种公然不服从的自由之态。“我献给你们这宇宙的蓝色,蓝色,是通往灵魂的一扇门,无尽的可能将变为现实。”

  在最后一本书《自承风险》(At Your OwnRisk)中,加曼这样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今晚,我累极了,我的目光无法集中,我的身体逐渐消沉。同性恋的朋友们,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着歌离开。作为见证人,我必须写这个时代的悲伤,但并不是要拂去你们的笑容。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然后,把书合上,去爱吧!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也请记住我们也曾爱过。夜幕逐渐掩下,星光便会露出。”

  不间断地工作的同时,加曼的生活也有了变化,十几年来,他一直住在伦敦西区(West End)的一间窄小的居室中,西区是多彩多姿的世界,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影院剧院酒吧书店,也有索霍(Soho)区形形色色的色情商店,各种各样的人过往,加曼喜欢这大都市活泼多样。八十年代末,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便用父亲留下的钱在海边买了一栋渔民的小屋,于是,作为英国人的爱田园、爱园艺的痴性迸发,小屋虽在核电站边,然而它毕竟面临大海,加曼命名之为“希望之屋”,每日锄地拔草,竟将荒土旧屋变成了最美丽的花园。他又去海边采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块,精心布置,加曼的花园便不仅是花草,而且也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雕塑馆了。如此的乐观,如此的雅兴,很难想象到他是位面对死亡的人,在这个花园中,他不仅制作了电影《花园》,而且出版了厚厚一本一九八九、一九九○两年间日记,题为《现代自然》(Modern Nature)。“园艺原本就该是我生活的中心,也许我根本不该闯入电影世界。”花园拂平了他心中的许多骚动,加曼以一种乐观而博大的胸怀面对死亡,“坐在帆布椅上,看着太阳落下,又看着灯塔后晚霞中一轮满月升起,花园中的石头反射着月光,他们能听到我在厨房中轻声歌唱。”(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五日)《现代自然》不仅是他这两年生活的记录,还有他对过去岁月的审视,自己的艺术、电影,自己的经历、爱情,见过的人,做过的事,这些都不是过眼烟云。自己曾活过,曾爱过,加曼无恨无悔,他曾说过,“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罢了”,他的心也如海一般宽广。他晚期的电影已不像《塞巴斯蒂安》或《卡拉瓦乔》那样暴躁,富有进攻性,而是多了一层哲理和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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