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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艺术品盗窃案如此令人着迷?

归档日期:05-30       文本归类:德马库斯尼尔森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25年前,两名盗贼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艺术品盗窃案。凌晨1点24分,两名窃贼伪装成警察,走进位于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他们首先按响侧门的门铃,说服坐在总服务台的唯一的安保人员远离服务台(并远离能够拉响警报的唯一按钮),然后捆绑了安保人员与唯一的值班保安。最后,他们成功盗走了价值大概5亿美元的13件艺术品,其中包括弗米尔(Vermeer)、伦勃朗(Rembrandt)、莫奈(Manet)和德加(Degas)的作品,所有作品至今仍杳无踪迹。尽管两年前FBI就声称已经确认了盗贼身份,但是一直没有逮捕任何人,也没有公布官方嫌疑人的名字。

  加德纳博物馆被盗一案成为一宗悬案,由于失窃的规模以及失窃品的地位,该案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在很多方面,此桩失窃案都可以作为过去半个世纪艺术品失窃的典型案例。侦查员并不认为这些盗贼是艺术专家或风雅之士。托马斯·克朗(Thomas Crown)和丹尼·奥切安(Danny Ocean),或是粉色豹盗窃团伙般的盗窃大师,不是谁都模仿得来的。由于这些盗来的作品名气非常大,想要脱手相当困难。加德纳博物馆和波士顿仍不断强调此次失窃艺术品的价值,这给民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被盗艺术品的文化价值非同一般,伟大的作品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5年后,盗窃艺术名作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即使盗窃艺术品已经成为了一种会被误读、也越来越难成功的犯罪活动。

  自从人类开始创造艺术品,并赋予其价值以来,艺术品就被视为权利和特权的象征。历史见证了几千年前古埃及陵墓被盗,到ISIS(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毁掉叙利亚尼姆鲁兹城和摩苏尔博物馆(Mosul Museum)的手工艺品。美国国务卿约翰·凯里(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将ISIS此番行动的目的定义为——一种“重创一种文化,以自己残暴的形象重写历史”的努力——就像纳粹贬低现代艺术和表现主义艺术的价值,将其视为“腐化的东西”,没收博物馆里无数件艺术品,并摧毁了上千件。二战期间,纳粹政府还在欧洲抢掠了数目惊人的艺术品及其他珍品。艺术对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曾经被维也纳美术学院(Vienna Academy of Fine Arts)拒绝过两次,“画家梦”遭受打击。2009年,历史学家布里吉·施瓦茨(Birgit Schwarz)告诉《明镜周刊》(Der Spiegel),“希特勒对艺术的爱直接导致了其内心的邪恶。”施瓦茨辩解到,希特勒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天才,他“永远不可能将自己视为天才,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一直不断重申自己对艺术的热爱”。

  在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盗贼一直都是政府当局,以及在暴力冲突中获胜的一方。群众的观念里不存在绅士的艺术品盗贼。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在电影《龙凤斗智》(The Thomas Crown Affair)里饰演的托马斯·考恩(Thomas Crown)一角,是一个帅气的百万富翁,他抢劫银行只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1999年,现实生活中另一位帅气的百万富翁活学活用,再现了此电影情节。他把莫奈的作品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偷了出来,只是因为他可以做到。据说他改变了考恩犯罪活动的具体细节,因为90年代的民众不像以前那么同情银行劫犯了。然而盗窃艺术品暗示了作案者的文化修养和美学观念,所以这种盗窃行为更加容易被接受。1999年上映的电影《偷天陷阱》(Entrapment)中,主角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饰演艺术大盗,将偷来的伦勃朗的名画和中国面具卖给一些不法买家。这就是现实和小说的差别:现实中,很少买家愿意接受偷来的16至18世纪的欧洲名画和印象派作品。2012年,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访谈时,FBI首个“艺术犯罪调查小组”的创建者罗伯特·惠特曼(Robert Wittman)就表示,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罪犯,在为偷来的作品招徕买家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

  这些偷盗艺术品的罪犯,是偷盗界的小能手,但却毫无商业头脑。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某些画作增值了,塞尚(Cezannes)和毕加索的作品又像往年一样开创新纪录了,他们就会以为出去偷一次就能大捞一笔。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艺术品的价值取决于三样东西:真伪,来源(艺术品的历史)以及法定权利……如果这三样你一样都没有,艺术品就失去了价值。

  去年,惠特曼告诉《伦敦金融城早报》(City AM),“真正的艺术品是偷不来的,但可以卖出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所作《尖叫》(The Scream)的一个版本(总共有四个版本),可以卖到1.2亿美元。但若是偷来的,作品被盗本身引来的认识度和关注度,就足以导致其无法卖出去(1994年和2004年“尖叫”两个版本先后被盗,所幸皆失而复得)。BBC估计,尽管英国的犯罪团伙每年可以从贩卖偷来的艺术品中获利达3亿美元,但是他们的行事越来越低调。因为一些比较不出名的作品都会由保险公司担保,政府只是对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享有调查权。

  唐娜·塔特(Donna Tartt)获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品——金翅雀(The Goldfinch),应该算是最真实地描述了一幅名作被盗后的命运。小说的主人公西奥(Theo)在一次恐怖爆炸袭击中受伤,他受人之托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带走了一幅价值连城的画作,由此引发了多个犯罪团伙之间的利益之争。最后,西奥的朋友鲍里斯(Boris)与一支艺术品修复团队达成了协议,并揭露了持有该幅画作的人名,由此获得一笔报偿。几经波折,该幅画作也被还回了博物馆。针对加德纳博物馆被盗一案,记者史蒂芬·库尔然(Stephen Kurkjian)在其新书中阐述了一个相似的理论,假设罗伯特·多纳蒂(Robert Donati)是艺术大盗的其中一员,同时也是盗匪文森特·费拉拉(Vincent Ferrara)的司机。多纳蒂“告诉费拉拉,他推迟偷盗加德纳博物馆的计划,是为了能够让费拉拉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库尔然如是写道。但是在盗窃案发生的18个月后,也就是1991年,多纳蒂被打死了。

  25年前被盗的艺术品,几乎不可能找得回来了。很多人将盗窃艺术品视为一种无受害人的犯罪活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盗窃艺术品一罪的判刑相对较轻。但艺术品盗窃案更令人悲痛的结果发生在,盗贼急需掩盖他们犯罪的痕迹,处理艺术品的时候。

  2012年,两名罗马尼亚男性拉杜·多加鲁(Radu Dogaru)和欧根·达到(Eugen Darie),密谋了一场盗窃鹿特丹康索博物馆(Kunsthal museum)的行动。这两名小罪犯不怎么了解艺术领域,但却利用钳子撬开侧门进入画廊,成功偷走了七幅画作,其中包括高更(Gauguin)、马蒂斯(Matisse)、毕加索和莫奈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媒体估计失窃作品的价值达数亿美元,受之鼓舞,两名盗贼试图兑现战利品,趁机大捞一笔,但却发现没有人愿意接受这只烫手山芋。2013年杜拉被捕之后,其母亲向检方声称,因为害怕儿子出事,她已用炉子放火烧毁了所有画作。随后她又否认了以上言论,但是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表示,在炉子里发现了底漆、画布和颜料的灰烬。

  2005年,英国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亨利摩尔基金会(Henry Moore Foundation)所属雕塑园里,一座重达2吨的铜雕被装上一辆卡车盗走。该机构悬赏10万英镑追回该铜雕,但是警方相信,被盗铜雕已经被切割成片,熔掉,然后拿去卖掉,做成电子元件了。整个过程盗贼获利不到1500英镑。

  谈到艺术,对于不同的人,一件艺术作品的表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也许大不相同。但是一旦被破坏了,对任何人来说,艺术品就不再是艺术品了。也许就像盗窃艺术品隐含的文化偏见与被盗艺术品的不确定性有关一样,它也与友善的、拥有高雅品位和对工艺品有独到眼光的罪犯的虚假的观念有关。从技术层面看,博物馆可以拥有艺术品,但是他们要做的是,为所有慕名前来瞻仰艺术品的人保护好它们。如此看来,25年前波士顿博物馆被盗一案一直扑朔迷离、令人着迷,却也让人无法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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